艺术研究与跨学科视角兼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潜(2)_湖北经济学院学报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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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研究与跨学科视角兼谈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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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当代的艺术作品已经不同于以往，更倾向于从各种学科中获得资源。艺术家会从哲学等学科中获取理论资源进行创作，由此导致艺术的观念化和哲学化倾向，这已是老生常谈。在对此种作品进行阐释时，哲学的视角必不可少⑤。与此同时，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理论资源进行创作。为了对这些艺术作品进行理解，我们必须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有所了解⑥。概言之，不同的学科资源已经深度渗透到艺术家的创作中，为了对艺术作品进行恰当的阐释，就需要援用这些学科资源。就此而言，跨学科视角是一种必须。第二，在全球化时代，艺术流通越来越频繁，对不同时空语境中的艺术作品的理解需要跨学科视角，以揭示它们的原初意涵。不少西方艺术家喜欢澳大利亚的土著丙烯绘画，只是因为它们具有美学上的悦目性质，但弗雷德·迈尔斯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指出，这些绘画与当地土著人的“梦境”有关。它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呈现形式美，而更多是一种他们对故土所有权的宣示。可见，如果缺少人类学视角，理解就会出现偏差。第三，即使是对最传统、最常见的艺术作品，也需要跨学科视角，才可揭示出作品的生成逻辑和过程，从而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霍华德·贝克尔认为，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这不仅表现在电影中，同样表现在貌似个人创作的诗歌中。比如艾略特的诗作《荒原》，经过诗人庞德的修改，就呈现出一种现代基调。如果缺少跨学科视角，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就容易停留在文本层面，而忽略它背后的生成过程。最后，即便我们只关注艺术文本，有时也离不开跨学科视角。布尔迪厄在对福楼拜《情感教育》的分析中，就将主人公弗雷德里克所处的深层权力场域揭示出来。他认为，主人公身处阿尔努家和唐布罗斯家的中间位置，前者是艺术与政治一端，后者则是政治与商业一端，弗雷德里克“双面人”的矛盾特性，特别是他与三位女性的爱情关系，就在此种深层的权力场域中生成和呈现。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物的矛盾、动摇和冲突。布尔迪厄指出：“《情感教育》以一种异常精确的方式，重构了社会世界的结构，而这小说就是在这结构之中产生的，甚至也重构了由社会结构所形塑的心态结构，这些结构就是作品的生成原则，而这些结构也在作品当中显露出来。”⑦由此可见，在理解文本的内容时，社会学视角也会提供帮助。因此，即便在传统美学和形式分析最擅长的领域，跨学科视角依然有所助益，甚至不可或缺。正如布尔迪厄所演示的，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并不是取消形式分析，相反，它可以深化和推进形式分析⑧。

最后，对艺术定义和艺术属性问题的研究同样离不开跨学科视角。实际上，单纯从美学或艺术哲学角度，不容易解决关于艺术定义和艺术属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貌似属于形而上层面，但单纯沿着这条路径思考，已经寸步难行。

对于艺术定义问题，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答。自从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出现以来，以往的艺术定义纷纷失效。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魏茨提出了艺术的家族相似观，认为艺术是不可定义的，它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的属性，而只有相似点的重叠交叉。这使艺术陷入不可定义的危机状态。为解决此问题，艺术哲学家丹托和迪基都转向了社会学，分别提出了艺术界和艺术圈的观念。在丹托看来，是艺术界让某物成为艺术，其中的根本要素就是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在迪基看来，是艺术圈让某物成为艺术，其中的各种角色、特别是艺术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丹托更关注艺术意义问题，迪基更关注艺术资格问题，但他们都通过一定程度的社会学转向，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艺术的定义难题。对此，霍华德·贝克尔指出，他们的路径与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是一致的，都强调社会现实是通过社会定义创造的，而并没有什么内在的本质⑨。由此可见，艺术哲学家通过一定程度的社会学转向，对艺术定义问题进行了新的解答。

尽管如此，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就会发现丹托和迪基的理论并不具有普适性。马西娅·米尔德·伊顿一针见血地指出，丹托和迪基的理论只是西方特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按丹托所言……‘艺术’就是一种受制于理论的概念，并且只要制造或行动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或是符合某种理论，‘怎么都行’……然而我相信，受制于理论的艺术只被某些技术先进的世俗化且物质主义文化所特有。”⑩哈灵顿也指出，根据对土著社会进行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西方艺术和美学的形而上学概念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它们所处时代和具体环境的知识发展，它们又在何种程度上不具备跨文化的有效性”?。因此，虽然丹托和迪基通过社会学转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杜尚带来的艺术难题，但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又会发现，这种解决并不具有普适性，而是西方艺术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由此可见，即便对原本属于美学领域的艺术定义问题，跨学科视角同样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认识和启发。